有关司马懿政变的几个问题
司马懿政变，是魏晋南朝时期的重大政治事件。这一事件后，司马氏控制了曹魏政权，后又取而代之，开创了世家大族统治的历史。但旧史对这一事件及其前后史事的记载多所篡改(1)
，为后世治史者造成重重困难。故时至今日，史学界对这段历史还有不少分歧的看法．如近几年出版的范文澜《中国通史》、王仲荤《晋南北朝史》以及李志民、柳春藩《关于司马懿曹爽之争的评价问题》等，(2)就有分歧的看法。我在读史中对其中某些问题略有浅见，现简述于下，以求教正。
一、魏明帝时期的政治
有著作认为，曹氏集团在“魏文帝时开始腐化，魏明帝时腐化加甚。”(3)
又有的说：“曹魏的政治在曹睿时开始走下坡路”，“曹爽掌政时期，则更为黑暗腐败”(4)。但是，也有著作认为：“曹睿统治的时期，是魏王朝的全盛时期。”(5)对这一问题究竟应当怎样看待呢？说曹丕、曹睿时期政治腐败者，多举曹丕开始在洛阳修建宫室，至曹睿时又大加扩建，并多纳民女以充后宫，耗费巨大；
围禁土地，广设猪场，给人民造成灾害等等。这些固然是曹睿后期的弊政，但不能以点概面，应当具体地全面地分析。就以修建宫室而论，自董卓挟持汉献帝西迁长安，洛阳宫室焚毁殆尽。建安元年献帝逃归洛阳时，史称：“是时宫室烧尽，百宫披荆棘，依墙壁间”(6)
刘协也只有住于张杨新建的简陋宫室一一杨安殿(7)。此后的二十余年中，汉献帝都于许，而曹操又以邺为据点，对洛阳井未修复。到了建安二十五年，曹操征汉中至洛阳，才修建了建始殿(8)
。曹丕代汉后建都洛阳，方能于“建始殿朝群臣”(9)
。因此，曹丕建都洛阳后营建宫室，似无可厚非。只是曹丕开灵芝地、天渊池以及曹睿营建的规模太大，过于劳民伤财，这是他们侈糜的表现。
在政治方面，曹丕代汉后的主要目标，在于巩固政权。他继承了曹操权法并用的为政方针(10)，继续争取世家大族的支持拥护。他提倡儒学，封孔羡为宗圣侯,恢复太学，尊崇世家大族的代表人物等等，便是他争取世家大族的主要措施。但另一方面，曹丕却在强化中央集权他改秘书为中书，设置中书监、令掌管机要尚书台事实上成了执行机构。至于三公，更“不使知政，遂各偃息养高，鲜有进纳”(11)。曹丕就这样把大权集中在自己手里。他还鉴于东汉外戚宦官专权乱政的教,在即将代汉时，就下令：“宦人为官者不得过诸署令，为金策着令，藏之石室。”(12)在他即帝位后，又下令禁止太后外戚与政(13)。这就铲除了东汉后期乱政的根源。
曹丕在位七年而卒，其子曹睿继位。曹睿更能继承其父祖权法并用的为政方针。他即位后。继续笼络世家大族，争取他们的支持拥护。如以钟题为太傅，华鞍为太尉，王朗为司徒，陈群为司空，陈矫为尚书令、司空，等等。但另一方面，曹睿更强化了中央集权。他即帝位前，因“不交朝臣，不问政事，唯潜思书籍而已”(14)曹丕对此不放心，临终时便指定曹真、陈群、曹休、司马懿为辅政大臣。但曹睿即位后。却令曹真出镇关中，曹休出镇淮南，司马懿出屯宛。东晋孙盛说：“闻之长老，魏明帝天姿秀出，沉毅好断。初，诸公受遗辅导，帝皆以方任处之，政自己出。”(15)对能加强中央集权的中书监、令，曹睿更加宠任。《三国志》卷二五《辛毗传》云：“中书监刘放、令孙资，见信于主，制断时政。”故曹魏的法家集权政治，在曹睿时期最为显著。
曹睿除紧握大权外，对具体政务还相当关心，对行政官吏又严加督促。他曾亲至尚书台“欲案行文书”(16)
检察政务。他甚至对某些官吏，“知其不尽力也，而代之忧其职；知其不能也，而教之治其事”(17)。足见他对政务相当关心。曹睿认为官吏要做到无私是不可能的，但应做到先公而后私。他曾下诏说：“忧公忘私者必不然，但先公后私即自办也。”(18
)所以他对官吏之询私舞弊，严加禁绝。他曾担心“台阁禁令之不密，人事请属之不绝，作‘迎客出入之制’，以恶吏守寺门”(19)，严防官府徇私受贿。曹睿要求官吏忠诚笃实，勤于职守。他曾对吏部尚书卢毓说。“选举莫取有名，名如画地作饼，不可叹也。”卢敏因进言：“古者败奏以言，明试以功。今考绩之法废，而以毁誉相进退，虚实相蒙。”(20)曹睿即采纳卢毓建议，命刘劭作《都官考课法》，作为考核官吏优劣之准则。后虽因曹睿去世而未施行，但也可看出曹睿对官吏督导之严格。
曾睿虽然对臣下严厉，但也能接受一些意见。如《三国志》卷二五《杨阜传》载:
阜尝见帝著绣帽，被缥绫半袖，阜问帝曰：“此于礼何法服也？帝默然不答。自是不法服不以见阜。再如曹睿锐意营建宫室之事，《三国志》卷二四《孙礼传》载：
明帝方修宫室，而节气不和，天下少谷。礼固争罢役，诏曰：“敬纳谠言，促遣民作。”时李惠监作，复奏留一月，有所成讫礼礼至作所，不复重奏称诏要民，帝奇其意而不责也。后虽继续营建，但也因大臣之谏而有所减省21。故孙盛听故老说：魏明帝“优礼大臣，开容善直，虽犯颜极谏，无所摧戮，其君人之量如此其伟也。”(22)
曹睿还很重视刑狱。他常说：“狱者，天下之性命也。”(23)他改平望观为听讼观，“每断大狱，常幸观临听之”(24)。曹操、曹丕时均承用秦汉旧律。而汉律至东汉后期就有“叔孙宣、郭令卿、马融、郑玄诸儒章句十有余家，家数十万言。凡断罪所当用者，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，七百七十三万二千二百余言。言数益繁，览者益难”(25)曹睿针对如此繁杂的刑律条文，以及在执法中出现的弊病，最初规定只用郑玄章句，“不得杂用余家”(26)，又采纳卫觊的建议，设置律博士，教导官吏正确执法。后来又命陈群、刘劭等人删约旧律，“定为魏法，制《新律》十八篇、《州郡令》四十五篇、《尚书官令》、军中令合百八十余篇”(27)。这较繁杂的汉律，已经精简了。对人民来说，是有一定好处的。
在军事方面，曹睿成功地对付了蜀汉诸葛亮的北伐诸葛北伐从公元227年开始，至234年止，历时七年。其中孙吴还数次配合进攻合肥新城。而言睿除派曹真、司马懿西拒诸葛亮，派满宠南击孙吴外，还在具体战略上亲自指挥。如青龙二年（234），司马懿与诸葛亮相持于涓滨，诸葛亮激司马懿速战，曹睿却诏司马懿：“但坚壁拒守以挫其锋，彼进不得志，退无与战，久停则粮尽，虏略无所获，则必走矣。走而追之，以逸待劳，全胜之道也。”(28)并派辛毗杖节奉诏督察之又如拒孙权的满宠，欲放弃新城退守寿春，曹睿不同意，因而取胜。曹睿甚至还亲临前线督导军队。如太和二年（228），诸葛亮突然北伐，魏无准备，全国恐惧。关中震响，朝臣无计曹睿遂遣曹真都督关右诸军，又遣张颌管军五万西拒，自己又亲至长安以张声势，遂有街亭之脱又如青龙二年，诸葛亮北伐屯于渭滨。孙权又犯合肥新城，曹睿遂乘舟东征，孙权遁走，都成功地指挥了对蜀、吴的战争，故分《三国志·明帝纪》注引《魏书》说曹睿“行师动众，论决大事，谋臣将相威服帝之大略。”又辽东公孙氏，自东汉末就据有辽东。在曹操、曹丕时代虽从属于汉、魏，但却自行传装，实同割据。至曹睿时，公孙渊“南通孙权，往来路遗”。后“遂自立为燕王，置百官有司，遣使者持节假鲜卑单于玺，封拜边民，诱呼鲜卑，侵扰北方”(29)。曹睿先后三次遣军讨伐。最后一次由司马懿率军进讨，所战皆捷，斩公孙渊父子。辽东一带的广大地区才直接纳入了曹魏的统治。
从上述各方面看。曹睿还是一个有作为的国君。他在位期间的政治，也是比较好的。司马氏取代曹魏，并不是因为曹魏政治之腐败。
二、曹爽与司马懿之辅政
司马懿出自河内温县的世家大族。《晋书·宣帝纪》说他：“少有奇节，伏膺儒教。”这样一个世家大族的儒家信徒，对“赘阔遗丑”的曹氏，自然是看不起的，故当曹操召辟司马懿时，他就托疾不赴。《晋书·宣布纪》云：“帝知汉运方微，不欲屈节曹氏，辞以风痹，不能起居”这自然是假托之辞。《晋书·宣穆张皇后传》云：“宣布初辞魏武之命，托以风痹，尝暴书，遇暴雨，不觉自起收之。家惟有一婢见之，后乃恐事泄致祸，遂手杀之以灭口。”后来司马懿还是迫于压力，出仕曹氏。《晋书·宣帝纪》谓：“及魏武为丞相，又辟为文学椽，敕行者曰：‘若复盘桓，便收之。’帝惧而就职。”陈寅格对此有云：官渡战后，“士大夫阶级不得不隐忍屈辱，暂与曹氏合作，但乘机恢复之念，未始或忘也。(30)司马懿正是这类“士大夫阶级”的代表。
司马懿在曹操执政时期并来受到多大重用，及至曹丕为魏太子，司马懿为太子中庶子后，才与曹丕关系日渐密切。曹丕代汉后，他使列居要位。曹丕死时。他已和曹真曹休、陈群同为辅政大臣。但曾睿即位初期，由于“政由己出”，司马懿等人该派遣出镇，同时曾真、曹休的威望又比司马懿高，故司马懿在曹魏政权中的地位还不能居于首位。至太和二年曹休死，太和五年曾真死，司马懿遂独担伐蜀重任，掌握了魏国的主要兵力。至伐蜀战争胜利，以及平定辽东公孙渊，司马懿的声望已无人可及了。按照常规，如果曾睿此时去世，司马懿应是当然的辅政大臣。但事实却有曲折。因曹魏君臣对司马懿能否忠于魏王朝，有的人已产生了怀疑。早在对蜀战争胜利前，司马师妻夏侯徽就看出司马氏父子之野心。《晋书卷三一《景怀夏侯皇后传》云：
景怀夏侯皇后讳徽，母曹氏，魏德阳乡主。魏明帝世，宣帝后上将之重，诸子并有雄才大略。后知帝非魏之纯臣，而后既魏茂之甥，帝深忌之。青龙二年，遂以鸠崩，夏侯徽之被毒死，正说明了她对司马氏父子看法的正确。而又不止夏侯徽有这种看法，如光禄勋高堂隆临死时就上疏曹睿说：“宜防鹰扬之臣于萧墙之内。可选诸王，使君国典兵。往往棋路，镇抚皇畿，翼亮帝室。”(31)高堂隆所说的鹰扬之臣”，就是司马懿。曾睿较早对司马懿也有疑心。他曾问尚书令陈矫；“司马公忠正，可谓社稷之臣乎？”陈桥答：“朝廷之望，社稷未知也。”(32)君臣俩对司马懿能否忠于魏王朝都有了怀疑，因而曹睿对司马懿就有所戒备。在他病危时，出乎常情地排开了司马懿，并违背其父之成命，命燕王宇为大将军，与夏侯献、曹爽、曹肇、秦朗等共同辅政(33)。后由于夏侯献、曹肇不满中书监、令刘放、孙资，刘孙二人俱有后患。而二人又党于司马氏，故曹宇为大将军仅四日，刘放、孙资便乘间搬出“先帝诏敕，藩王不得辅政”的金牌，阻上曾富的决断，并荐举太尉司马懿辅政(34)。由于司马懿翼已成，曹睿也无可奈何，但仍不放心让司马懿为辅政之首，欲以一宗室亲贵控制他。故曹睿问刘放、孙资：“谁可与太尉对者”刘放答；“曹爽。”曹睿疑惑说。“堪其事否？”因曹睿知道曹爽资望轻而能力弱，不是司马已之对手。而曹爽也自知责任重大，又非司马懿之匹敌，故”流汗不能对”(35)。但病危之曹睿又找不出更适当之人选，只有以曹爽为大将军，用老练之能臣尚书孙礼为大将军长史(36)，以弥补曹爽之不足。最后遂免除曹宇等人的宫职，以大将军曹爽为辅政之首，与司马以共辅幼主曹芳。
在曹芳即位后的正始初期，曹爽与司马懿还无矛盾《三国志》卷九《真传附爽传》以下简称（《曹爽传》）云：“初，爽以宣王年德并高，但父事之，不敢专行”同传注引《魏略》(37)亦云：宣王以爽魏之肺腑，每先推之；爽以宣王名重，亦引身卑下，当时称焉。”这些记载当是事实。
《曹爽传》又说，至何晏、邓飏、丁谧、毕轨、李胜等人进用后，丁谧遂为曹爽策划，“使爽白天子，发诏转宣王为太傅，外以名号尊之，内欲尚书奏事先来由已，得制其轻重也”。于是“诸事希复由宣王。”这些说法就值得研究了。清人王懋竑对此已提出异议，认为“此特晋人之辞耳”（38）。其辨析之数点，皆有道理，不复赘述，仅补充王氏所未及者。按《曹爽传》云:（明）帝寝疾，乃引爽入卧内，拜大将军、假节钺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录尚书事，与大尉司马宣王并受遗诏辅少主。明帝崩，齐天即位。加爽侍中，改封武安侯，邑万二千户，赐剑展上殿，入朝不趋，赞拜不名。《晋书》卷一《宣帝纪》又云：与大将军曹爽并受遗诏辅少主。及齐王即帝位，迁侍中、持节、都督中外诸军、录尚书事，与爽各统兵三千人，共执朝政，更直殿中，乘舆入殿.据上所载，曹睿布置后事时，以曹爽为“大将军、假节钺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录尚书事”，则军政大权皆由曹爽总握。而司马懿仅以太尉身分参掌军权，并无录尚书事一职。这也可看出曹睿对司马懿之防范。至曹睿死，曹芳即位后，司马懿才为“都督中外诸军、录尚书事”(39)。这一安排，不知出于曹爽之胆怯，还是由于刘放、孙资之怂恿，详情巳不可得知。但是，司马懿虽有了“郭督中外诸军、录尚书事”之职，曹爽的地位权力，仍在司马懿之上。故不能说曹爽“内欲尚书奏事失来由巳，得制其轻重”，就排斥了司马懿，把他转为太傅司马懿之由太尉转为太傅，并非曹爽有意排斥他。从曹爽的上表看(40)，曹爽提出以司马懿为太傅、大司马，实出于对司马懿之尊崇。因太傅、大司马位皆高于大将军(41)，至于最后只以司马懿为太傅，实由朝廷考虑到司马氏加“大”字，有逼上之嫌(42)，故去其大司马之职。但“诏书却明言：“其以太尉为太博、持节统兵都督诸军事如故。”(43)则司马懿掌军之权并未变动。至于参与朝政方面，司马懿录尚书事一职，“诏书”中虽未明言，史籍中也没有明确记载，但从某些事实来看，司马懿仍是执政者之一。例如《三国志》卷九《夏侯尚传附玄传》有一段司马懿向夏侯玄征求时政意见的记载。其开头即谓“太傅司马宣王问以时事，玄议以为”云云。其后则载：
宣王报书曰；“审官择人，除重官，改服制，皆大善。恐此三事，当待贤能然后了耳。”
又书曰：“今公侯命世作宰，令发之日，下之应也犹响寻声耳，犹垂谦谦日待贤能，此伊、周不正殷、姬之典也。窃未喻焉。”司马懿与夏侯玄论政事的这段话，未能确知议于何时。但当在司马懿为太傅之后，夏侯玄为征西将军之前，即景初三年二月至正始五年之间(44)。如果说司马懿为太傅后就被排斥不过问政事了，他何必向夏侯玄访问时政，并以执政者的口吻答复呢？夏侯玄为何在复书中说司马懿“今世作宰”，“令发之时，下之应也犹响寻声”呢？再如《三国志》卷二八《邓艾传》云。“时欲广田畜谷，为灭贼之资，使艾行陈、项已东至寿春。”邓艾乃著《济河论》，情在淮南北广行屯田。“宣王善
，事皆施行”。这里说的“时欲广田畜谷”，概念不够清楚。但当时邓艾为尚书郎，能派他到陈、项、寿春等地勘测的，当然是魏朝廷。资治通鉴》卷七四魏邵陵厉公正始二年即书作：“朝廷欲广田畜谷于扬、豫之间，使尚书郎汝南邓艾行陈、项以东至寿春。”朝廷派遣邓艾外出勘测，邓艾勘测提出方来后，司马懿善之，就能“事皆施行”，可见司马懿是魏朝廷执政者之一。而此时司马懿为太傅已近三年，故说司马懿为太傅后就被曹爽排斥不与政事的说法，是不符合实际的。这里还要附带说一点，有著作根据（《晋书·食货志》），将邓艾在淮南北之屯田，全归功于司马懿（45）。这是不大公平的。司马懿固然是邓艾屯田的支持者，但朝廷的其他主政者，如曹爽等，也不能说完全与此无关，至少他们是“欲广田畜各”者。
曹爽与司马懿辅政之初，虽然曹爽的地位、权力高于司马懿，但因司马懿的资望高，曹爽并不敢独断专行。只是曹爽进用何晏、邓飏、丁谧、毕轨、夏侯玄等人后，渐渐形成了一个集团、这个集团可能对有利于世家大族的传统制度有所改变，损害了世家大族的利益。这是司马氏所不容许的。但最初双方没有发生太大的冲突。后来随着矛盾的发展，正始八年司马懿便托说不与政事，至正始十年遂发动政变消灭了曹爽集团。
三、曹爽集团之改制
在《三国志》等史籍中，屡见曹爽集团改变旧章制度的说法。如《三国志》中的《曹爽传》、《蒋济传》、
《刘放传》注引《孙资别传》、《王凌传》注引《汉晋春秋》
、《王粲传附应玚传》注引《文章叙录》，《晋书》中《宣帝纪》、《天文志》等等，都说曹爽等人变易旧章，屡改制度。但交易的具体内容各书均未记载。甚至连司马懿发动政变后，在奏免曹爽等人的奏章中，也只说曹爽“背弃顾命，败乱国典”（46)，却无具体事实。这就不能不使人怀疑，难道曹爽等人之变易是利国益民的吗？而夏侯玄与司马懿之论时政，正对此作一旁证。
夏侯玄是曹爽集团的重要成员(47)。在曹爽辅政初期，他曾任散骑常侍、中护军。曹魏时散骑常侍与侍中等共平尚书奏事，中护军掌宿卫兵又主武官选举(48),，皆为要职。正是夏侯玄任此职时，司马懿向他征询对财政的意见夏侯玄的意见有三点(49)：
第一，限制中正干预政府用人之权。他说：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之来，有年载矣，缅缅纷纷，未闻整齐”，其最大的弊病，是“中正干铨衡之机于下，而执机柄者有所委杖于上，上下交侵，以生纷错”。他主张使各级官长“各以其属能否献之台阁，台阁则据官长能否之第，参以乡阎德行之次，拟其伦比，勿使偏颇。中正则唯考其行这，别其高下，审定辈类，勿使升降”。这样就可各行其职，杜绝政府用人中的弊病。
第二，将州郡县三级行机构。改为州县两级。他说；“令之长吏（按；指县官），皆君史民，横重以郡守，累以刺史
若郡所摄，唯在大较则与州同。无为再重。宜省郡守，但任刺史。”他指出，若省去郡一级机构后，可使数以万计的郡吏，“还亲农业。就可收到“省烦费，丰财殖谷”、“宫省事简”、“乱原自塞”，“大化宣流，民物获宁”。官才有次，治功齐明”等五大好处。总之，省去郡级机构，是“便民省费”的好措施。
第三，改革奢侈之服制。他说：“今科制自公、列候以下，位从太将军以上，皆得服绫锦、罗纳，纨素、金银饰楼之物，自是以下，杂彩之服，通于贱人，届上下等级，各示有差，然朝臣之制，已得侔至尊矣，玄黄之采；已得通于下矣。”这是造成奢侈不合礼制的原困。他主张：“车舆服章皆以质朴，禁除末俗华丽之事”，则可使“朴素之教兴于本朝。“弥侈之心自消于下矣”。
夏侯玄上述矫正时弊的三项主张，对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豪强势力，减轻人民负担，树立朴素风气，都是很有好处的。特别是省去郡一级机构，对削弱地方豪强势力，减轻人民负担，意义尤大。因自汉代至魏晋郡国守相除，由中央政府任命外，守相下属的官吏，皆由守相召群本郡人担任（50）。而被召辟的对象，自然是本郡的豪强大姓豪强一旦仕郡后，便可利用职权，渔肉乡里，欺压百姓。正如夏侯玄所说；“于郡之吏，职监诸县，营护亲党乡邑故旧，如有不副，而因公掣顿，民之困弊，谷生于此。”
(51)郡被省去后，豪强大姓的这种权势自然也被取缔，对豪强大姓是极为不利的。因此司马懿虽肯定它“皆大善”，但又说:“恐此三事，当待贤能然后了耳。”(52)又把它完全否定了。
夏侯玄的政治主张虽被司马懿否定了。但正始中却有过合并郡县、省减官吏的措施。《三国志》卷三《齐王芳纪》嘉平五年有云：“自帝即位至于是岁，郡国县道多所置省，俄或还复，不可胜纪。”又《晋书》卷三九《荀勖传》云：“魏太和中，遣王人四出，减天下吏员，正始中亦并合郡县，此省吏也。”并合郡县，虽与夏侯玄省郡的主张不完全相同，但并合的目的在于省吏，这与夏侯玄省郡减吏的目的又是一致的。因此，夏侯玄的政治主张，可能对当时的施政措施是有一定影响的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我们似乎可从夏侯玄的政治主张，推测曹爽集团在正始期间改变旧章制度的动向。
四、曹爽之用人
有著作认为，“在用人方面。曹爽推行任人唯亲的政策”，“把一些阿谀附会、缺乏政治才于、崇尚浮华的人引为己用”(53)。但是，《太平御览》卷二三八《职官部》引减荣绪《晋书》却说：“大将军曹爽辅政，高选贤明以为官属。”现《晋书所载曹爽选用的官属，亦多为当时精明能子之土，而他们又并非曹爽之亲近故旧。在曹爽被诛后，他们又大多为司马氏所进用，有的还成了司马氏集团之骨干。例如斐秀，“少好学，有风操”(54)，时人为之语曰：“后进领袖有裴秀”。曹爽辅政时，渡辽将军母丘检举荐之，曹爽遂以秀为大将军椽。曹爽被杀，司马氏控制政权后。裴秀又为廷尉正，后又为司马昭“安东及卫将军司马；军国之政，多见信约”。又如王沈“好书，善属文”。曹爽辅政时，辟为大将军椽，又为中书门下侍郎。司马氏掌政后，又为治书局御史、秘书监。后便成为司马氏之忠实死党。再如苟动，“博学，达于政”，曹爽辟为大将军椽，又为中书通事郎。曹爽被杀，“门生故吏无敢往者”，而“勖独临赴，众乃从之”。司马氏掌权后，又以之为安阳令、骤骑从事中郎、廷尉正，又参司马昭“大将军军事”，并以有动，“赐爵关内侯，转从事中郎，领记室”，做了司马氏之功臣。其他如王浑、郑冲、卢钦、鲁芝，杨综、辛敞，羊诂
、阮籍等，皆为当时智能之士，均为曹爽所召辟。他们原与曹爽并无亲故关系，而后来又为司马氏所用故谓曹爽推行任人唯亲的政策，是不大符合事实的。
至于何晏、邓飏等人，《三国志》对他们的记载本不真实，我们不可轻易地据以指责他们。例如《三国志》，《曹爽传》说：南阳何晏、邓飏、李胜，沛国丁谧、东平毕轨咸有声名，进趣于时，明帝以其浮华，皆抑黜之。及爽秉政，乃复进取，任为心腹。据《三国志》及斐松之注引有关史籍所载，在魏明帝时因浮华而被抑黜的共十五人（53）。其中属曹爽集团的只有邓飏、李胜、夏侯玄三人。何晏、丁谧、毕轨三人，并未因浮华而被抑黜。何晏虽为名士，但并未参与浮华之交。他之所以未受曹丕、曹爽重用，是因为他以前在宫中无所顾惮，眼饰拟于太子，故文帝特憎之，每不呼其姓字，常谓之为‘假子’。晏尚主，又好色，故黄初时无所事任。及明帝即位，颇为冗官。”（56） 丁谧，既非名土，也未参与浮华之交。魏略》谓丁谧，“少不肯交游，但博观书传为人沈毅颇有才略”。只因于魏明帝太和年中，在邺城对诸王无礼，曾被收入邺狱，而“以其功臣子原出。后帝闻其有父风，召拜度支郎中”（57）。毕轨，既未参与浮华之交，还得到曹睿之重视。《魏略》云：“轨以才能，少有名声。明帝在东宫时，轨在文学中。黄初末出为长史明帝即位，人为黄门郎，子尚公主，居处殷富。”（58)可见何晏、了谧、毕轨三人与曹睿抑黜的浮华之士没有关系。观正始八年七月何晏规谏齐王芳之奏议，也可知其并非浮华之士。其奏云：
善为国者必先治其身，治其身者俱其所习。所习在则其身正，其身正则不令而行。
是故人君者，所与游必择正人，防观览必察正象，放郑声而弗听，远佞人而弗近，然后邪心不生而正道可弘也。一可自今以后，御幸式留殿及游泳后园，皆大臣待从，因从容戏宴，兼省文书，询谋政事，讨论经义，为万世法(59)。清人钱大晞和陈醴都认为《三国志作者迫于压大，对何晏“不无诬辞”，而却巧妙地在《齐王纪中载何晏此奏议，有意让后人窥知何晏的一点真貌。何晏乃是一个“有大儒之风”的能人（60）。
在实际为政中，何晏等人也是比较出色的。《三国志》卷二九《管格传》注引《管格别传》载冀州刺史裴徽说：“何、邓二尚书，有经国才略，于物理无不精也。”又《晋书》卷四七《傅玄传附咸传》载傅咸上书云：“正始中，任何晏以选举，内外之众职各得其才，粲然之美于斯可观。”傅咸此言应很真实，不会有所夸张。因何晏为司马氏政敌，傅咸既为晋臣，不可能对何晏虚构赞美，并且傅咸的父亲傅玄与何晏等人有怨仇。（61）傅咸更不会有意称赞其父仇敌。主持吏部选事的何晏既如上述，主持武官选事的夏侯玄也很有成绩。《世语》云；“（夏侯）玄世名知人，为中护军，拨用武宫，参戳牙门，无非俊杰，多牧州典郡，立法垂教，于今皆为后式。”（62）主持地方政务的李胜也较称职。《曹爽传》注引魏略云：“胜少游京师；雅有才智。曹爽辅政，胜为洛阳令。夏侯玄为征西将军，以胜为长史。累迁荣阳太守、河南尹。胜前后所宰守，未尝不称职。”
至于史籍中说曹爽集团之过恶着，恐多为政敌或晋人诬枉不实之辞。如《曹爽传注引《魏略》谓何晏、邓飏、丁谧为台中三狗之说，《魏略》已明言是当时的“谤书”，则无疑为政敌攻击之辞。又如《晋书·宣帝纪说“曹爽用何晏、邓飏、丁谧之谋，迁太后于永宁宫”。《资治通鉴》又照抄录。胡三省对此即驳斥说：“据陈寿《志》
太后称永宁宫，非徒也。意者，晋诸臣欲增曹爽之恶，以‘迁’字加之耳”（63） 又如《三国志》卷二八《王凌传》注引《汉晋春秋》载王广所言“曾爽骄奢失民，何平叔虚而不治”等等，裴松之已疑为习凿齿所自造。再如《曹爽传》注引《魏末传》说何晏妻金乡公主，“即晏同母妹”。裴松之巳证其不实，并说：“此缙绅所不忍言。”显然也是政敌对何晏的攻击诬蔑，至于司马懿以曹爽集团“大逆不道”之罪而诛及三族，当时蜀汉大将军费讳设甲乙论巳为曹爽集团申辩（64）总之，由于司马氏之党对曹爽集团多所诬蔑中伤，留下了不少不实之辞，尔后司马氏又成为最高统治者，建立了晋王朝，故晋人更有意地将此等诬枉不实之辞写入著作，给后人留下了不少假象，我们在研究魏末晋初这一段历史中，去伪存真的工作更为重要。不应轻易地依据某些诬枉不实之辞而全盘否定曹爽等人。
（1）现存记载这段史事最早的著作是陈寿《三国志》，而《三国志》成于西晋。其中《魏书》部分，主要依据鱼豢《魏略》和王沈《魏书》。而鱼豢《魏略》是私撰，王沈《魏书》是官修。官修书更具约束性，故陈寿写曹魏史事多以王沈《魏书》为蓝本。而王沈是司马氏死党，于魏晋更迭之际，多为司马氏回护。东晋人对这一点已
经指出，《太平御览》卷二三三引王隐晋书云：“王沈为秘书监著《魏书》，多为时讳。
《史通．古今正史》亦谓王沈书“多为时讳，殊非实录”。不仅王沈书如此，晋人所撰魏末史著，大多也有此偏向。《史通·书事》云：“若王沈、孙盛之伍，论王业，则党悖逆而诬忠义；叙国家，则抑正顺而褒篡夺。”故现存魏末史料，数量既少，问题又多。
（2）载《史学集刊》1982年4期。
（3）范文澜《中国通史》第二册第285页。翦伯赞主编《中国史纲要》第二册第2页也说曹魏政权至魏明帝曹睿时，“政治也很腐败。”
（4）李志民、柳春藩《关于司马懿曹爽之争的评价问题》。
（5〕王仲荤《魏普南北朝史》上册第143页。
（6）(7)
《后汉书》卷九《献帝纪》。
（8）见《三国志》卷一《武帝纪》注引《世语》。
（9）《三国志》卷二《文帝纪》斐松之按语。
（10）关于曹魏时期采用权法并用的为政方针，参见拙著《傅暇‘难刘劭考课论’看曹魏为政的特点》，载福建人民出义社出版《中国古代史论丛》第九辑。
（11）
《三国忠》卷二四 《高柔传》
(12)(13)见《三国志》卷二《文帝纪》。
（14）《三国志》卷三《明带纪》注引《魏书》。
（15）《三国志》卷三《明帝纪》注引孙盛语。
（16）见《三国志》卷二二《陈矫体》。
（I7（18）《三国志》卷一六《杜畿传附恕传》。
（19）《资治通鉴》卷七二魏明帝太和六年。《三国志·杜畿传附恕传》与此略同，而有不可解之字，故从《通鉴》。
（20)《三国志》卷二二《卢毓传》。
（21）《三国志》卷二二《陈群传》谓陈群上疏谏阻营建宫宝，“帝于是有所减省”。
（22）《三国志》卷三《明帝纪》注引孙盛语。
（23）（24）《三国志》卷三《明帝纪》。
（25）（26）（27）《晋书》卷三十《刑法志》。
（2 8《三国志》卷三《明帝纪》。
（29）《三国志》卷八《公孙度传附渊传》。
（30）陈寅恪《金明馆丛稿》初编《书世说新语文学类种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》。
（31）《三国志》卷二五《高堂隆传》。
卢粥《集解》引胡三省、李慈铭说，谓高堂隆之言是针对司马懿的。
（32）《三国志》卷二二《陈矫传》注引《世语》。
（33）见《三国志》卷三《明帝纪》注引《汉晋春秋》。
（34
）（35）以上事实见《三国志》卷一四《刘放传》注引《世语》。
（36）《三国志》卷二四《孙礼传》云：“明帝临崩之时，以曹爽为大将军，宜得良佐，于床下受遗诏，拜礼大将军长史，加散骑常侍。”
（37）原书注引无书名，《三国志集解》引陈景云说疑为
《魏略》。
（38）见王懋竑《白田草堂存稿》卷五《魏志馀论》。
（39）《资治通鉴》卷七四魏明帝景初三年载：“太子即位，年八岁，加曹大。
司马懿侍中、假节、都督中外诸事，录尚书事。”这是将《曹爽传》与《晋书·宣帝纪》简单地综合在一起，而没有区别二人为“都督中外诸军，录尚书事”的具体时间，是不确切的。
（40）曹爽表见《三国志》卷九《曹爽传》注引《魏书》。
（41）汉魏时期，太傅为上公，位在三司上。曹魏时太司马亦高于大将军。如黄初三年曹仁由大将军为大司马（见《三国志·文帝纪》）
太和四年曹真的大将军为大司马，而司马懿却由骠骑将军为大将军副曹真伐蜀（见《三国志·文帝纪》）。可见大司马高于大将军。
（42）《曹爽传》引《魏书》载曹芳使刘放、孙资所作诏书有云：“今大将军荐太尉宜为大司马，既合先帝本旨，又放推让，进德尚勋。朕甚嘉焉。朕惟先帝固知君子乐天知命，纤芥细疑，不足为忌，当顾柏人、彭亡之文，故用低回，有意未遂耳！其以太尉为太傅。”潘眉三国志考证》卷三说：“玩此诏旨，盖谓懿姓
司马民，今若拜大司马，则司马氏加大名，嫌于逼上，近柏人，彭亡之畿，亦非所以安司马民也，故但拜太傅，不拜大司马。”《晋书卷一《宣帝纪》则谓：“朝议以为前后大司马累薨于位，乃以帝为太傅。”
（43）《三国志》卷四《齐王芳纪》。
（44）司马懿为太傅在景初三年。夏候玄为征西将军的时间，却无明文记载，而《三国志》卷九《夏侯尚传附玄传》裴松之的按语谓曹爽于正始五年伐蜀，时夏侯玄已为关中都督。则夏侯玄为征西将军当在正始五年前。
（45）见李志民，柳春藩《关于司马懿曹爽之争的评价问题》。
（46）《三国志》卷九《曹爽传》。
（47）夏侯玄是曹爽之姑子，与曹爽关系密切。司马懿政变中他未被诛，可能由于正始
四、五年他为征西将军镇守长安后未在京都，故未被牵连。也可能由于他的名气太大，司马氏一时难以下手。但最终仍遭司马氏残杀。
（48）《宋书》卷四十《百官志云：“魏、晋散骑常侍、侍郎与侍中、黄门侍郎共平尚书奏事，江左乃罢。”又云：“建安十二年。改护军为中护军魏初团正护军，主武官选。”
（49）以下三点所引均见《三国志卷九《夏侯尚传附玄传》
本段有的论述参见台湾省中华学术院中华史学协会、中国文化学院史学研究所与史学系即《史学汇刊》第九期刘显叔《论魏末政争中的党派分际》一文。
（50）参见《日知录》卷八《椽属条。《旧唐书卷八七《魏玄同传》载魏玄同上疏则谓郡国守相自置属吏的制度仅行于汉代，至魏晋则“归吏部”。陈寅恪对此说批云。“州郡椽吏之归中央政府选任，始予北齐，至隋而成一固定制度，非起于魏晋时也。玄同之言不确。”（见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》卷中第98一99页。
（51）（52）《三国志》卷九《夏侯尚传附玄传》。
（53）李志民，柳春藩《关于司马懿曹爽之争的评价问题》。
（54）见《晋书》本传，以下列举诸人所引资科，凡未注明出处者，均见《晋书》本传。
（55）见《三国志》卷二八《诸葛诞传》注引《世语》。
（56） 《三国志》卷九曹爽传注引《世语》。
（57）（58）《三国志》卷九《曹爽传》注引。
（59）《三国志》卷四《齐王芳纪》。
（60）见钱大昕《潜研堂文集》卷二《何晏论》，陈澧《东塾读书记》卷十四《
三国》。
（61）《晋书》卷九六《杜有道妻严氏传》谓严氏字宪，有一女名本华，“有淑德，傅玄求为继室，宪便许之。时玄与何晏、邓飏不穆，晏等每欲害之，时人莫肯共婚。及宪许玄，内外以为忧惧。”
（62）《三国志》卷九《夏候尚传附玄传注引。
（63）《资治通鉴》卷七五魏邵陵厉公正始八年注。
（64）《三国志》卷四四《费伟》注引殷基《通语》